
A | 文/简玛桂林山水甲天下。桂林在中国家喻户晓,而它的名气也飘洋过海,来到了南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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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| 由于空气清新,环境优美,平时很多当地人喜欢在这儿跑步健身,休闲散步。近十年,台湾农家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非农家之87.49%,若以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比较,农家则为非农家之79.79%。到了夜晚,在彩灯的照射下,小桂林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致。重点是,每个农户的人口比城市户多,因此被平均掉了。再者,以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农户很少,大多数的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是“非农所得”,也就是年轻农民兼职劳工,甚至主业就是劳工。湖面雾霭飘渺,被缠绕的石山,若隐若现。

D | 所以只看平均值的意义有限。湖边除了跑步锻练的人士外,还有热恋的情侣,成双成对,窃窃私语。我就寄居在农民豪宅里以个人亲身经历来说,我是从大台北地区搬迁到农业县宜兰的中产——在台湾算中产,但在小红书与抖音上算穷人——由于个人将“贷款”当毒药,坚持全款买房,因此租屋到现在,而我在农业县居住的现任房东,就是农民,隔壁邻居也是。我不是没能力买房,只是没能力“全款买到喜欢的房子”。这个痛点,在台湾农民身上基本是不存在的。我的房东是自家农地转建地之后,坐地起楼,不必负担土地成本,拥有两栋三层楼的别墅型房子,邻居屋主也是两栋同型的房子。这两栋别墅还不是房东唯一的房产,他们老夫妻与子女又各有房产,这两栋是纯出租。因为不在旅游手册上,在小桂林很少见到外地的游客。隔壁邻居有三辆私家车停在其门口的私人停车空间,每辆车的价格都超过百万台币,其中一辆超过两百万。户主的子女是上班族,户主年纪不到六十岁,既没有务农,也没有非农工作,在附近一块小小的地方(占地只可停两辆SUV汽车)种点蔬菜,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,或是为了保住农民身份。毗邻的武吉甘柏地铁旁还有两个运动场,时不时有球赛或者是其它的体育比赛。至于房屋市值,每栋大约1000万到1500万台币,高铁拍板定案后,地价又开始增长,估计未来五年会涨到2000万。这样你就知道一个中产的收入为何追不上房价了。邻居的家门口不远处,还有本属于他的两亩地已经售出,农地改建地,不知赚了几亿。观看比赛之后,来到小桂林逛上一逛还是不错的。

E | 如果一定要和中国的桂林比,那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,但是既然取名小桂林,也有形似的地方吧,更多的可能是思乡的情绪在里面。毕竟南洋离中原大地也是很遥远的啊。

F | 这里或许是新加坡本土唯一个仿“唐山”旅游地名的地方。这种等级的农户地主,不高不低,在台湾不算少见。

G | 如果你在狮城有足够的时间逗留,而且下榻的地点位于武吉甘柏地铁站附近,那么这儿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。除了小桂林,不远处还有武吉巴督自然公园,这里足够让你逛上一整天来体验热带雨林的魅力。城市中产寄居于农户屋檐下,你觉得“农民”在一般人眼里是什么样的存在?虽然我的案例比较特别,但若一般有房产的城市居民知道我的高质量生活环境与低支出,他们会将嘴唇咬出血。此外,武吉甘柏地铁旁边是成片的组屋,有组屋就有巴刹,这是新加坡居民最接地气的生活场所,很多人说新加坡很贵,其实新加坡只是人工贵而已,湿巴刹里的鸡鸭鱼肉,生鲜蔬果,和上海的价格差不太多,甚至更加便宜。我住的房子可不是土不拉叽的农村房,而是像下图这种杭州别墅型,占地约50平方米,房东将整栋房隔出了8户出租,我租了一楼独户,每月租金不到1800元人民币,楼上的大约1200元一户。在巴刹的食阁里,你也可以找到各种口味物美价廉的美食,而一杯咖啡的价格还不到两元新币。换作是大台北,这种条件的租金要人民币5000元以上。这样的小桂林你会来逛一逛吗?PS.武吉甘柏地铁站(英文:Bukit Gombak MRT Station,代号NS3)是新加坡地铁南北线上的车站。
那么,宜兰生活机能如何?只能说,虽然没地铁,高速公路仅一条,但该有的都有。这个农业县仍有大面积的农田,但也不缺“城市感”,而建筑限高,所以居民更不缺蓝天,水质也好。个人认为,宜兰是台湾最宜居的地方,背山面海,无论要亲水,要吻山,都是15分钟车程。我已经爽了十年,相当同情台北人。以上这一大段个人经历,只强调一件事:台湾城乡差距,以及农民与上班族的收入/福利差距,应该比大陆小得多。我知道读者希望了解的是两岸农民养老金的差异,但如果不了解两岸农民的整体差异,很难体会台湾农民为什么比较没有“养老焦虑”,所以容我多唠叨几句宏观看法。

H | 先下结论,总的来说,台湾农民基本没有“钱不够用”的问题。


宜兰乡下农民自建的房子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?首先要问的是,在工商社会里,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?两岸有何不同?任何工业化后的国家或地区,农业的GDP与人口占比都很低,但农民在所谓的“民主”社会,却是一个“高杠杆选民”的存在,因为农民集中在某些地区,人数虽少,但那些地区的政治席次并不少。这一点只要看美国政党为何这么重视农业州就知道了。

I | 农民族群高度组织化,相对容易动员,在台湾,这叫做“选票基本盘”。而农民因为被工商社会给边缘化了,有地位焦虑。看天吃饭,收入又不稳定,加入了WTO之后,外来竞争也加剧,因此抗争意愿比较强。

J | 选举高杠杆特性使得农民成为政党的重要争取对象,所以往往能获取政策红利。此外,工业化与资本化让农业产生质变,要么就转变为大型农业,催生大地主/大农企业,使得农民又一次被切割为贫农与富农;要么就转型为小农业态,往服务业的方向发展以增加业外收入,例如休闲农场。于此,农民与富商的界线模糊了,农与非农的界线也模糊了,农民不再是历史里那一种单纯的存在。

K | 将农村农民融入工商社会,或者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,目的就是“盘活农村”。两岸有着相同的目的,但私有制与集体制促成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。台湾地狭,只能发展小农经济,所以转型成服务业。外来竞争,又逼出精致农业、文化农业,而这些转向都需要政府对农民加倍补贴与保护来实现。这还算正面。

L | 负面效应,主要是为了吸引资金到农业,台湾放宽了“农地农用”的限制,致使资本与投资客入场炒地,并联合农民勒索政党一再松绑“农地转建地”的束缚,然后原本为了种田方便而盖的农舍,变成“为了盖豪宅而假装种田”的荒谬现象。

M | 在本世纪以前,台湾只有农民可取得农地,本世纪以后,谁都可以买农地,而且农地可分割交易——从五公顷限制下调至0.25公顷——致使农田细碎化,小块农地被包装成“别墅用地”贩售。为什么这么做?白话说,即加入WTO后为了转型而提高农业自主性,让农民收入多元化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台湾农地是全亚洲最贵农地。大量持有农地者不是农民,而是历史印象中田连阡陌的地主。大陆集体制的好处是,进城打工的农民,若劳工收入没了,还能回乡务农,这是一种制度性权利。但台湾不一定,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有土地,“田连阡陌”的农民更是少数。在台湾,一般人眼中的农民,更像是“拥有土地的劳工或军公教人士”。听起来好像特权阶级,但也有15%左右的农民没有土地(类似佃农)。而“有土地,但地太小而需要租地”的半自耕农,则为35%。对于50%台湾农民而言,他们要面对的是全亚洲最贵的土地,而来自政府的现金补贴在昂贵的地价面前,根本杯水车薪。租金虽然不算贵,但经营农业需要长租,而地主通常不愿意长租。为什么?因为台湾早期的“耕者有其田”福利政策,让地主农民很怕长租后失去或被削弱土地所有权。因此,鼓励(无地)青年务农,成效不彰。而与其收租金,地主农民更愿意与炒地者联手施压政府松绑土地买卖限制,走暴富之路。卖一小块地,可能抵得上100年租金收入。换言之,若论“制度性生存保障”,台湾有一半的农民不如大陆农民。

N | 这就是偏重“集体”与“个体”的差别。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,特征就是弱肉强食,与社会主义比起来,可以这么看——前者是“保障强者”,后者是“保障弱者”。回头看看上述个人经历,宜兰正是“农舍别墅化”的重灾区,我房东与邻居的躺平人生就是铁证,有些富农得利于农田上的农舍别墅,有些得利于“农地改建地”。他们可不算最富的农民,消费力却恐比城市中产还高,绝对不是扶贫的对象。形容“民主化”后的台湾农村,即“农地资产化、农业服务业化、农民多元兼业化”,私有制确保了较强的转型动力,但也加剧了分配不公。所以才说,两岸的核心差异在于“私有制”。

o | 你若直觉认为,台湾农民福利比大陆好,主要因为现金补贴,而现金补贴只是在弥补台湾农民失去,而大陆农民依然拥有的“生产资料”,或身份保障。大陆是自上而下地主导农村发展,台湾是自下而上地经由农会、产销班等组织搭配地方选举驱动政治资源挹注,以推动发展。

p | 因此对于“提振消费是否应瞄准农村农民”的问题,两岸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取向。台湾农民福利花样多,漏洞也多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刺激消费,我看了一下网友们的反应,主要的质疑是“钱从哪里来”?以及“农民只会存不会花”这两点,前者关乎“公平与否”,后者关乎“有效与否”。持正面看法的人说“连国民党反动派都支持补贴农民”,可能因此有网友希望我谈谈台湾农民福利的状况。其实前半段我已经给出了一个重点,台湾农民首先是一种“选票杠杆”的存在,因此所有政党都会支持补贴农民。那么,公平吗?从台湾劳工的视角看,农民的福利可多了,真可谓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

q | 大致而言,在所谓“民主化”之前,农民的福利是“生产资料”,之后就是“社会保障”,前者是土地,后者是现金。前者是“生产帮扶”,后者是“生活保障”。

r | 两蒋时代的农业帮扶政策是:土地改革、生产补贴、价格保护、农业信用、灾害救助与农保。概念是“让农民有土地、种得起、卖得掉、出了事有人救”。在过往的基础上,民主化以后就成了:给钱最实在,保障最省心。具体机制有“老农津贴”、“休耕/转作直接给付”、“天然灾害救助”、“农业保险”、“农民职灾保险”、“农民退休储金”。台湾工业化富起来以后,主打“即使农业收入不足,政府仍然保障农民的生活”。

s | 重点是,这两个阶段的福利并不互斥,而是叠加在农民身上的。所以今天台湾农民在理论上享有:公粮价格支持,农保,农职保,农业保险,天然灾害救助,老农津贴,农民退休储金。农民完全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福利是:老农津贴(每月8110元台币),水稻收入保险基本型(2.5万元每公顷),天然灾害现金救助(视灾损决定补贴金额),休耕/转作给付(视政府需要,愿意配合就给钱),部分农业生产补助(搭配当时政策),部分农业资材、设施补助(搭配当时政策)。那需要农民缴钱的福利呢?与劳工和军公教比较不一样的是,农民各种保险或补助,都是政府高比例补助,农民需要缴的钱相对低。农民健康保险(政府70%,农民30%),农民职灾保险(政府40%,农民60%)但保费极低。农民退休储金(政府60%,农民40%)。农业保险(政府50%,农民50%),但一般状况下,地方县市也会“慷慨捐输”,所以农民有可能只需要负担20%。劳工与军公教的福利从金额上来看,比农民高一点(或高一截),但农民补贴花样繁多,且政府负担最多比例的支持。换言之,农民没有“因失业而没有收入”的问题,只有“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可领补助的农民”,被兜底得最好。那你说农民就不能领“失业给付”吗?不,农民若兼职劳工的工作,遭到解僱后还是能申请“失业给付”。说这么多,不如算笔账吧——台湾农民(全职)从30岁到65岁退休,每月能领多少养老金?在平常该缴的钱都缴满,级数也拉最高的状况下,农民每月的养老金大约为22950元台币。其中,老农津贴8110元台币/月是退休前完全不用自费的,政府全额给。农民退休储金如上述,退休前政府负担60%,农民40%。此外,这笔养老金的基数是“最低工资”,若“最低工资”逐年上涨,这笔钱也就逐年上调。再者,老农津贴也会不定时调涨,1995年开办时是3000元台币/月,何时涨,涨多少,要看发钱的人选情好不好。因此,22950元台币只是参照现在的最低工资计算,纯属地板。比起劳工的养老金,农民的养老金在某些情况下还比较高,大致而言,两者差不多。而真正让劳工“吃味儿”的,是退休前农民的自费额很低,负担比劳工轻多了。

t | 符合现实的状况是,农民的主业是劳工职业,务农是副业,那农民养老金与劳工养老金可以一起领吗?答案是不行,但又不是完全互斥。

u | 我若是农民,会选择上班到退休前5年,请领公司给的一笔打折后的退休金,然后挂在工会名下自己缴纳全额劳保,务农5年到退休再领劳工退休金(按月领),而这5年又可享受农民专属的各种福利。可能也有更具性价比的玩法可以领到最多养老金,而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农民福利花样多,时不时就冒出一项新福利,这意味着漏洞也多,供有心人钻营套利。

v | 相较之下,劳工与军公教的规则就死板多了。大陆的农民福利并不比台湾少,只是不走“现金路线”,而本文想强调的是,不能光从现金福利衡量“两岸谁对农民比较好”,其实大陆的农民福利是比较隐性的,而台湾农民福利只是比较“显眼”而已。两岸农业发展本来就很不一样。

w |
公平是幻觉,重点是效果台湾地方小,撒钱刺激消费不太需要“精准投放”,如果要的话,我会反对再给农民补贴,因为如上述,台湾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已经模糊了。但我会支持大力补贴以务农为本业的佃农,扩增无地农民的养老保障。

x | 在许多劳工眼里,农民是地主阶级,是有钱人,而因为有土地,至少是无后顾之忧的人。

y | 不像劳工,这人群大多在城市工作,背负各种贷款,当大环境不好时会产生剧烈的焦虑。关于“钱从哪里来”的问题,我认为是多虑,台湾农民福利是从一般财政拨补的,也就是全体纳税人的钱,包含上班族与企业所纳的税,以及地方县市的财政支持,农民上缴的钱相当少。

z | 那为什么没有不公平感?因为全职农民的收入确实不多,资本(例如农产品盘商)赚得才多,而靠土地谋取暴利的农民确实是个问题,但若将这些人的数量放到全民地图里,占比也不高。台湾实质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4.3%,人数不到50万人。农保人口88万人(含已转业/半退休),高龄化严重,去跟这些少数老人计较什么呢?除非农民养老金已明显远超劳工,但这种情况发生机率不高,毕竟劳工选民多得多。公平是一种幻觉,与其计较谁有贡献谁没缴钱,不如集中心力关注提升农民养老金到底能不能有效刺激消费。如果能达到惠及全民的效果,政府多课我一点税当作财源我也愿意,因为重点是希望大环境转好。但若没效,多花一分钱都是浪费,给谁钱都一样是错误政策。

| 养老金的主要目的不是刺激消费,而是降低生活焦虑,包含父母与子女。降低生活焦虑是为了提升消费信心,因此所谓“精准投放”给农民,个人估计会有效果,但效果不会立竿见影。为什么?因为收入低的族群,省钱过日是根深蒂固的习惯,与其提升每月的养老金,不如不定期发放消费券。“发钱”是好事,“怎么发”才是学问。个人比较倾向将钱投入于“缩小城乡差距”上,让人民有更多的选项消费于“新的活法”。就像我,现在活得比城市居民更安心,舒坦,更有能力负担非基本支出,而不是被银行利息逼出一身病,一脸苦。少子化的主因是城市生活太贵了,居民消费力被银行鲸吞蚕食,因此,如果真要计较“钱从哪里来”,我会找银行下手。

| 若要“精准投放”,我会洒钱给那些为了生养而被利息压榨到怀疑人生的人群。但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,没有深入考虑治理庞大人口的各种难点,观点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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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on:19:59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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